從台灣鐵馬影展,看到了一個台灣的紀錄片工作者,和新聞工作者,對自己身份一個深刻的反省.
臨離台之前,去了一個鐵馬影展的座談會, 座談會上坐著的三位,分別是
[翻滾吧男孩]的導演林育賢;
今屆威尼斯影展最佳影評人獎得主,林靖傑, (得獎影片:[最遙遠的距離]–香港有放映!)
(林靖傑的出生, 是一個滿心想改變社會的紀錄片導演, 很有熱情的啊) ;
與及, 與許多台灣勞工一起用影像來尋找自扎的勞工工作者陳素香.
席上許多朋友踴躍發言,我聽到令人驚嘆的覺醒.
比如,席上有朋友談到,自己做了多年記者, 有一天, 忽然被無原無故地解僱了,
才忽然知道,自己原來只是一個勞工,不是什麼記者專業協會的[專業人材],
要依靠了好多人的協助,才能爭取回起碼的久薪…
她就忽然想到: 為何大學四年,老師從未教過她勞工意識?
林靖傑講了一個白領專業人士的故事:
一個電腦工程師 ,一天忽然新經理到任,便叫也走路,
還叫個人看著他收拾枱面, 他在那一刻,忽然知道了,自己不是什麼專業人士,
自己與其他基層勞工一樣,是一個勞工.
而不同的紀錄片導演都提到,許多政府機關或者公共電視要買片時,都是以一個極低價,
對紀錄片工作者而言非常困難.
然而,雖然如此,還是有很多紀錄片工作者, 如素香所說: 許多人的自我意識是一個藝術家,
那藝術家就有點排斥接受自己是需要受到集體保護這個事情, 也排斥去組工會,
於是議價能力變得很低,卻又無法自救.
紀錄片從業人員工會的朋友,就更大力提倡大家加入工會.
而同時, 當談到與社會運動團體的合作,大家就認為可以不計回報,
因為大家都明白互相之間的困難.
整個討論,很特別, 是一種香港沒有的氣氛.- -就是一些在社會階層中較上層的文化工作者,
卻因身為一個文化散工,而跌入與基層勞動者相似的非正規工作狀態中, 沒有勞工保險, 沒有勞工福利,
但卻明明,是為人打工的人. 這種情況,其實在香港也很普遍, 但似乎,在香港,大家便無甚認為要組[工會]的需要.
很值得大家參考的一個講法.
相關影片簡介: [那一天, 我丟了飯碗]